在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的進程中，政府信息公開是保障公民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重要途徑。實踐中，部分行政機關在處理涉及電子政務信息的公開申請時，存在一種簡單化傾向：即凡是被歸為“過程性政府信息”的，便一概援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六條等規定，以屬于“內部管理信息”或“過程性信息”為由，拒絕公開。尤其是在涉及電子產品的政策制定、行業監管、標準審議等領域，這一現象更為突出。此種“一刀切”的做法，不僅可能損害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更在實質上曲解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的立法意旨。

正確理解“過程性政府信息”的豁免邊界是前提。《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的“內部事務信息”和“過程性信息”，其豁免公開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行政機關內部坦誠討論的空間、決策的完整性以及行政效率，避免不成熟的意見或方案引發不必要的誤解或社會動蕩。但這絕非意味著所有在行政決策過程中產生或獲取的電子信息都能免于公開。是否公開，核心在于判斷該信息在決策完成后是否仍然具有“過程性”和“內部性”。例如，關于某類電子產品安全標準的背景研究報告、專家評審的客觀數據、已采納的技術參數等，在最終標準正式發布后，其作為決策依據的部分已轉化為最終行政決定的一部分，不再具有純粹的“過程性”，原則上應當公開。一概拒絕，實則是將“過程性”概念擴大化、絕對化。

行政訴訟作為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公開信息的重要司法渠道，法院的審查不應止于行政機關自行標注的“過程性”標簽。在涉及電子產品等專業領域的案件中，法院需進行實質性審查，探究信息的具體內容、產生階段、與最終決定的關系以及對公共利益和個人權益的影響。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政策也強調，對過程性信息的公開問題，應當根據公開后是否會對社會穩定、行政決策造成不當影響來審慎判斷。若相關信息僅涉及事實描述、數據匯總、客觀技術分析，且公開不會妨礙行政進程，反而有助于公眾理解政策、監督執法（如電子產品能效標識的核定過程數據），則不應被豁免。行政機關若不能證明存在法律明確保護的例外情形（如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僅以“過程性”為由搪塞，人民法院應不予支持，否則便背離了“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的基本原則。

在電子政務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的今天，涉及電子產品的政府信息往往關乎重大公共利益，如消費者權益保護、產業技術導向、環境保護標準等。一概不予公開，會削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阻礙社會監督，甚至可能為不當利益輸送提供隱蔽空間。立法鼓勵政府信息公開的根本意旨在于促進依法行政、優化營商環境和保障公民權利。曲解“過程性信息”條款，將其用作規避公開的“萬能擋箭牌”，顯然與這一意旨背道而馳。

因此，無論是行政機關還是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與訴訟時，都應秉持審慎、客觀、利益衡量的原則。行政機關應細化內部信息分類管理，對確屬過程性且應豁免的信息說明具體理由，對其他信息則應主動公開或依申請公開。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應加強對“過程性信息”認定理由的司法審查，防止該條款被濫用，確保立法意旨得以正確實施，從而真正推動透明、負責的法治政府建設，回應電子產品等領域社會公眾對政府信息的合理關切。